民国年间的重庆街头股票配资知识官网，屠宰场的吆喝声总能穿透晨雾。
屠户们挥刀过后，除了按惯例缴纳屠宰税，还得多掏一毛钱，这笔钱既不上缴国库，也不流入军饷，最终都用在了一所大学的筹建上。
在军阀混战、苛捐杂税丛生的二三十年代，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建设要靠“杀猪缴税”来支撑呢？刘湘作为手握重兵的军阀，又为何执意要在战火中办教育？
这一切要从四川的时局说起，当时的四川被大小军阀分割成多个防区，连年征战让民生凋敝，教育更是沦为弃儿。
各地军阀都把税收攥在手里扩充军备，原本该用于办学的屠宰税，也常常被截留挪用，不少学校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，更别说建新校。
重庆作为川东重镇，当时连一所像样的综合性大学都没有，川东籍学子要想深造，只能远赴成都或省外，路途遥远且花费高昂。
1925年冬天，巴县议事会议长李奎安率先提出筹办重庆大学的议案。
展开剩余81%这个提议在各界引起共鸣，成都大学的川东籍教授和重庆名流纷纷联名劝说刘湘。
彼时，刘湘已是川军总司令，执掌重庆军政大权，他深知教育对稳固地方的重要性，但最大的难题摆在眼前：钱从哪儿来？
筹备会上，有人提议用公债和房租作开办费，用渝关税作常年经费，可算来算去，这些资金连校舍修建都不够，更别提后续的师资聘请和设备购置。
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，有人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的支柱产业——养猪业。
天府之国的生猪养殖向来兴旺，重庆及周边县镇，每逢赶场天就有上百头猪被屠宰，荣昌等县的生猪存栏量更是常年保持在数万头。
经过反复商议，刘湘最终拍板：在辖区内，每屠宰一头猪，额外征收一毛钱的教育附加税，这笔税款专款专用，全部投入重庆大学建设。
这个看似荒唐的征税办法，却有着扎实的现实基础。
当时屠宰税本就是地方重要税源，按头定额征收是惯例，只是此前大多流向军费。
刘湘特意下了死命令，这笔一毛钱的附加税必须单独核算，由专人负责征收管理，严禁任何部门截留挪用。
为了确保税款足额入库，税务人员每天清晨就守在屠宰场，查验生猪后当场征税，在猪肉上加盖完税印章，再开具凭证。
这和后来广东饶平税务人员的征税流程如出一辙，只是征收目的从充实财政变成了兴办教育。
起初不少屠户对此颇有微词，觉得一毛钱虽少，日积月累也是一笔负担。
但当大家得知这笔钱是用来建大学，让本地孩子能就近读书时，抵触情绪就渐渐消散了。
于是在当时的重庆，无论是城里的屠宰商户，还是乡镇的养猪农户，都默默接受了这笔特殊的税款。
按当时的规模估算，仅荣昌一县每天就能征收上百元，整个辖区一年下来，这笔猪税能筹集十五万元，刚好解决了大学的燃眉之急。
1929年8月，重庆大学筹备会正式成立，刘湘亲自出任首任校长。
这笔“猪税钱”成了学校建设的“启动资金”，学校选址嘉陵江畔的沙坪坝，修建教学楼和宿舍，并聘请海内外知名学者任教，购置图书仪器。
甚至连学生的奖学金，都有一部分来自这笔税款。
学校创办之初，条件十分简陋，师生们常常在临时搭建的校舍里上课，但“耐劳苦，尚俭朴，勤学业，爱国家”的校训，却深深扎根在每个人心中。
这十二个字，恰是对“一毛钱猪税建校”精神的最好诠释。
没人能想到，这看似“杯水车薪”的一毛钱，竟撑起了重庆高等教育的起点。
在军阀混战的年代，刘湘没有把税收都投入无休止的战争，反而拿出一部分用于教育，这份远见尤为难得。
要知道，在当时的四川，教育经费被军阀挪用是常态，而刘湘不仅专门设立猪税保障办学，还通电全川呼吁各地保障教育经费独立，这份担当让重庆大学得以在乱世中站稳脚跟。
随着重庆大学的逐步发展，经费来源也逐渐多元化，但“猪税建校”的故事却流传至今。
那些年里，每一头被屠宰的生猪，都为这所大学贡献了一份力量；每一位缴税的屠户和农户，都是重庆大学的“奠基者”。
那一毛钱的税款，早已超越了金钱本身的意义。
如今的重庆大学早已成为国内知名学府，嘉陵江畔的校园里再也找不到当年临时校舍的痕迹，但“一毛钱猪税”的往事，依然是学校最珍贵的精神遗产。
教育的根基往往藏在最朴实的行动里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毛钱，只要凝聚起众人的力量，就能浇灌出知识的参天大树。
而刘湘当年的这个决定，也让后人看到，无论时局多么动荡股票配资知识官网，对教育的重视，永远是一个地区最宝贵的投资。
发布于：江西省富牛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